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改革发展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名誉会长华建敏指出，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改革发展呈现出相得益彰的局面，主要得益于三个经验：一是坚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过去我们抓住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机遇，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设和完善。若错失这一时机，到了经济中速发展的阶段再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难度要大很多；二是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结合，追求全覆盖、保基本。一方面，社会保障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社会权益，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但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多方参与并分担责任，制度发展将很难持续。另一方面，基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本源职责是维护与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扩大覆盖面的过程；三是坚持循序渐进，逐步发展。
华建敏表示，新时代开启社会保障改革发展的新篇章，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城乡居民的诉求，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优化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二要坚持共建共享，切实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确保可持续性；三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让社会保障体系在法制化轨道上平稳运行。他指出，社会保障有三个基础，包括政治哲学、经济可行和社会认同，三者缺一不可。政治哲学是本质问题，即怎么理解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是选择普遍性公共福利还是针对性公共福利的问题；经济可行包括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两个方面；社会认同则涉及最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指出，新时代的社会保障改革必须尽快消除阻碍新型社保体系建设的传统体制、机制性障碍，同时对以往改革中的不足进行纠偏，要完成好这样的双重改革任务，就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他强调，新时代社会保障改革再出发必须首先厘清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落实共建共享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发展理念，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出发来统筹规划整个社保体系建设，合理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并明确不同层次的功能定位，抓住主要保障项目的制度结构与责任分担机制等关键环节发力。
他主张，应当根据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重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坚决打破同一类保障业务由不同部门分割管理的局面，实现同类业务、同质业务归集同一部门统一管理并集中问责，同时创新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机制，坚持分类、分层施策，凡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由公共部门或委托专业机构负责实施，凡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可以提供的真正交由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如慈善组织自主实施。
社保是最有效率的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至少约30年的时间是和人口红利时期完全重合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源于数量丰富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源于人力资本的不断改善，而改革开放时期生产率的提高也有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贡献。据估算，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一共提高了16.7倍，其中40%多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劳动力的丰裕、劳动素质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但当传统的生产要素资本边际效用开始递减，经济增长会越来越依赖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越来越依靠库兹涅茨过程。
“目前，我国劳动力转移还有潜力，城镇化还有潜力，就意味着可以把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但认识上、体制上和实施上的障碍阻碍了这一过程。”蔡昉表示，户籍制度推进改革是从供给侧、需求侧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改革，是可以带来改革红利的。这个改革红利是宏观的，是国家层面的正外部性，是社会效益的改革，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实实在在地承担责任。地方政府承担改革成本会因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而导致改革激励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对称，改革进程还将被拖延。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认为，推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社会政策要尽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量力而行，以避免民粹主义和福利主义，注重解决好民生问题。这些政策包括积极扩大就业、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推进精准脱贫等等。与税收相比，社保是最有效率的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也是当前我们国家缩小贫富差距最好、最重要的手段。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指出，中国正在从工业化社会逐步向后工业化社会和服务型社会转变，从解决衣食住行向解决娱教医养转变，社会保障体系和民生工程成为最大的经济和最大的政治。他表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升，国人对更优雅、更独立、更健康的新型养老方式的需求，与当前养老现状形成了矛盾。他强调，中国迫切需要养老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是改变人们对养老和生命的态度，进而改变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方式，通过持续创新来降低成本，让更多人可以享受新型养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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